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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投资论文范文

企业投资论文

企业投资论文范文第1篇

1.忽视项目管理的重要性对于既定的投资项目,中小企业缺乏一定的项目管理意识。为了节省成本,大多数企业不会用专业人员进行项目监督,只是任意派两三个人员进行必要的管理。由于企业派出的人员非专业,缺乏项目管理素养与整体项目规划思路,导致项目建设的安排不合理,出现不该有的延误与延期,从而增加了项目的后期投资,使项目成本进一步增加,项目建设质量也得不到应有的保障。

2.投资风险大对任何企业来说,投资风险总是客观存在的。中小企业所面临的投资风险主要分为市场风险和公司风险。市场风险是企业不可控制的外部宏观环境变化所造成的威胁,即不可分散性风险;公司风险是企业内部管理不善、决策错误等造成的利益损失,即可分散性风险。与大企业相比,中小企业存在着专业人才缺乏、管理人员素质有限、资金有限、投资较随意等一系列管理缺陷,企业管理水平较低,对市场风险和公司风险的应对能力较弱,这就导致其比大企业面临更大的投资风险。

二、中小企业投资问题解决对策

1.企业投资与战略管理相结合中小企业缺乏战略管理意识是投资决策失误的重要原因。企业战略管理的形成需要进行企业经营环境分析与行业环境分析。SWO分析法是一种常用的企业战略分析工具。通过对内部资源和外部环境的关键要素进行定性分析,构建SWOT战略分析矩阵,通过对相互影响各个因素间的关系的比较分析,找出影响企业战略实施的关键因素以及企业的优势和劣势所在,扬长避短,将外部机会和威胁与企业内部优势和弱点进行匹配,进而形成可行的企业发展战略。

2.重视项目投资的管理在投资决策阶段,需要全面收集项目投资信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优化投资方案,尽可能使投资决策程序规范化,做好投资可行性分析工作,并聘请专家评审可行性研究报告,从而获得最佳投资方案,做好投资风险的前期控制;在投资实施阶段,把握最佳的投资机会,加快实施投资计划,尽快进入投资回收阶段;在投资回收阶段,重点做好整个投资的监理工作,集中精力关注投资相关信息的反馈,及时进行投资方案的改进;在投资收尾阶段,主要抓好残值变现和项目经验总结两个工作,为新一轮投资做准备。

3.重视投资风险管理中小企业本身所面临的经营环境比较复杂,企业自身管理水平又有限,导致其面临的市场风险与公司风险都比较大。因此,中小企业管理者需要做好投资风险管理工作,在维持一定的投资收益的基础上尽可能降低风险,最大程度地降低投资损失。有效的风险规避方法主要有以下三种:一是重点做中短期投资,尽量减少长期投资的风险;二是投资决策方式简单化,主要使用简单易行的投资回收期法和投资报酬率法;三是通过投资风险预测小组的建立来及时调整投资策略。

三、结语

企业投资论文范文第2篇

1.1成本估算

饲料消耗估算:肉用牛日粮干物质=体重(kg)×2.0%-2.5%(8)按肉牛日粮的精、粗料比3∶7计;每头牛的人员工资费用(元/头)=每头牛的饲养人员工资费用(元)+每头牛的管理人员工资费用(元)+每头牛的销售人员工资费用(元)(9)

1.2流动资金投资估算

周转次数=365÷{[预期出栏体重(kg)-初始体重(kg)]/日增重(kg)}(10)流动贷款估算(万元)=应收账款(万元)+外购原料费用(万元)(11)生产负荷估算(万元)=应付账款(万元)年流动资金需要量(万元)=流动贷款估算(万元)-生产负荷估算(万元)(12)

1.3利润估算

利润总额(万元)=销售收入(万元)-销售税与附加(万元)-总成本(万元)(13)

2结论

2.1建设投资项目建设投资以参考价格为基准,采用单位建筑工程投资估算法估算。经估算,项目总投资为194.45万元。其中建筑工程费用55.42万元,设备及工器具购置费8.3万元,其他费用5.5万元,流动资金125.23万元,

2.2成本费用估算总成本费用估算采用生产要素估算法,包括外购原材料、辅助材料、燃料动力、人工工资、修理费、折旧费等其他费用。正常年总成本费用201.41万元,其中经营成本192.4万元。

2.3销售收入及利润总额正常年销售收入276.8万元,利润总额为64.08万元。

3讨论

3.3影响肉牛养殖效益的因素很多,包括购架子牛费、饲料费、人工费、疫病防疫费、水电费、固定资产折旧费、摊销支出等经营成本,这一部分是可以计量的,只要把握好市场规律;但是肉牛品种的选择、精粗饲料的配比、饲养管理等技术因素,是难用数量直接表达,但这些技术因素最终可以体现在产品上,因此要想在肉牛养殖项目中得到最大的投资回报率,不仅要时刻掌握市场信息以外,更重要的是提高养殖水平和经营管理水平。

企业投资论文范文第3篇

1.多元投资增加,统计难度大。近年来,伴随煤炭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入,所有制形式同样有了很大的变化,从过去的国有、集体变为民营、股份制等诸多形式,这样,大部分煤炭企业同样开始不断改善自身制度,构建起以煤炭为主业,其他业务并存的发展格局。此外,还产生了参股、控股等其他诸多形式,其投资同样趋向于多元化方向发展,如固定资产、招商引资、股权等诸多方面。投资项目审批需要经由诸多机构,同时管理模式较为闭塞,无法充分共享信息。使得项目实施主体需要经过诸多环节,需要投入很长的时间,使其工作量增加,无形中形成非常严重的浪费。就统计机构而言,要是不能充分明确企业的具体状况,自然会产生漏报、错报等问题。无法客观的体现本公司的具体状况,对社会各界的投资信息需求产生不利影响,使得政府很难进行管理、阻碍其做出有效的决策、提供优质的服务。

2.政府投资考核的影响。固定资产投资属于政府考核的关键指标之一,在年初下达投资计划指标,于是逐级将其适当提高,许多则很难实现,许多单位为追求自身利益或满足政府考核目标,通过投资统计制度存在的不足来弄虚作假,导致投资数据虚增。统计局在2011年对全国十个省份投资项目进行核查,在这个过程中找出大量的问题,主要包括重复报送、虚报项目、随意调整投资等等,有的地区还具有项目批量造假的严重问题。究其根源,政府考核属于其中的关键根源。

二、提高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工作质量的措施

1.精简指标体系,落实投资统计制度。首先,应当删除许多无谓的指标,尽可能的降低企业统计指标填报量,或在入库时将项目基础信息填好,删减月报表指标,如总概算、建设规模、日期等。并且利用强化政府统计机构推算的方法与功能,使社会对统计信息的多样化需求得到满足。其次,应当对投资统计报表制度的落实状况加强检查,根据投资统计要求,控制好源头数据质量关。

2.改革投资额计算方法。把当前使用的形象法,逐渐转变成财务支出法。在投资表中设置可以体现固定资产投资的指标,主要使用财务数据,以此来确保统计与财务数据相符,数据基础源同样保持一致,避免了过去的统计方法在制度上的不足。确保统计数据的来源存在可以查找的证据。在使用财务支出法的基础上,应当着力处理好财务结算比施工、竣工结算滞后等问题,利用有关单位的结算依据,配合填报。

3.强化项目投资统计。根据当前统计制度要求,把投资额五百万元以上的项目,都归入填报范围。对此,应当构建连续统计跟踪制度,自项目开工的时候进行统计,项目一经开工接着就应当安排专人开展相应的统计工作,构建台账,按要求尽快对其进度进行上报,一定要确保连续统计,要是项目竣工,则接着停止统计,建立项目档案,并不断对其进行完善。除此之外,还应当构建项目单位统计人员培训制度。将相关工作者素质的提升放在第一位,制定有关的培训制度,在这里,尤其需要注意的问题是,统计培训必须囊括所有的统计工作者。每年应当安排基层统计工作者召开业务培训会。一方面应当对他们培训电脑技能、统计方面的知识与技能等等,另一方面还应当对他们培训相关法律知识,例如统计法等等,最终推动项目单位投资统计工作水平不断提升。

4.强化各个单位之间的协调配合,畅通信息渠道。考虑到当前投资多元化的现实,迫切需要构建一个涉及到计划、审批立项与经费管理等诸多单位的内部协调机制。首先,进一步明确各个单位在投资统计过程中的职责所在,在此基础上,制定出自己的管理规定,进一步对工作任务进行细化,加强与其他单位的联动,从而使该项工作有章可循,顺利进行;其次,应当及时对投资信息进行交流,构建起共享机制,使得每一相关单位彼此间能够充分共享项目管理信息。经常性的对新开工与竣工项目进行交流,对于计划部门审批的项目,都需要通过统计部门登记好。为尽快掌握项目数提供方便,尽快将其入库,将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彻底解决,从而使得相关资源能够充分共享;再次,加强和财务等单位的交流互动,尽快弄清楚股权投资状况,搜集到完善的数据,充分把握公司的不同类型的投资状况,能够客观、全面、有效的体现出企业的投资状况。

5.加大统计执法力度。首先,切实强化领导,为投资统计工作提供一个良好的氛围。在统计人员配备、体制与手段等环节加强组织落实。提高其抗干扰能力,确保相关工作者依法行使统计职权。尤其是应当构建起良好的机制,使统计信息的真实、及时,在构建起科学合理、系统全面的统计调查方法体系的基础上,根据《统计法》相关规定,依法统计,根据相关法律对统计工作环境进行改善,使该项工作有序进行,使其数据质量有保障,最终使该项工作能够健康持续发展。其次,应当加大力度宣传《统计法》,增强统计法制意识。通过这种方式,使各级政府部门高度重视这项工作,使基层统计工作者的使命感与责任感提高,能够主动配合该项工作,打造一个好的氛围。除此之外,应当严肃查处在该项工作中弄虚作假的人,从而能够将现行固定资产投资数据质量控制难与收集报表难的现状彻底改变,避免人为因素影响到统计数据,使其质量得到保障。

三、结语

企业投资论文范文第4篇

1.1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本文将把所收集到的公司分组进行比较,由于2011年至2013年上市的公司中某些公司的财务报表缺失或者属于金融行业的,从回归分析的样本中去除掉。经过筛选选取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样本共有91家,在香港上市的中国公司共有20家。本文数据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对于现金流影响的假设是:相对美国来说,中国内地企业在香港上市能够获得更多的外部融资额。

1.2实证模型和研究变量下面的是Fazzari,Hubbard和Peterson(1988)创建的模型见。式(2)中,I变量是指上市当年公司在厂房和设备上的投资金额,而TA则是指公司上市前一年会计期末的总资产,用来控制公司规模对变量可能会产生的影响。SALE变量是公司上市前一年的营业收入净额,用来控制营业额对投资额的影响。CF变量是公司上市前一年的现金流(没有将折旧、贬值和非正常项目去除掉),用来表示流动性大的可用于投资的内部来源的资金量。CASH变量是公司上市前一年的现金及现金等价物。此外,托宾Q值由SG变量(销售增长率=本年营业额增长净额/上一年的营业额)来代替。因为大量的非流通股存在于中国股市中,很难计算出每个公司的真正市值。由于美国、香港等地的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的不同,各科目可能由于计算或者其他原因产生一些小区别,但是不影响本文对公司境外上市因素的影响研究。除了SG变量,所有的变量均被TA除。式(3)中P是表示对上市地点不同对融资所产生的影响变量。该变量为1时,代表该公司在美国上市,该变量为0时,指的是该公司在香港上市。

2实证结果与分析

2.1描述统计由表1可以看出,港股组的在厂房设备上的投资额要高于美国,其中,港股组的投资额在总资产中所占有的比重为31.36%(按平均值计算),港股组明显的各变量都要高于美国,而美国的最大比重值1.874001却大于港股组的最大比重值1.543736。从数据的偏差性来看,港股组的方差值要远远小于美国的。港股组在平均值上依然大于美国,但是美国的最大值却依然大于港股组。美国数据的偏差性大于港股组。港股数据的营业收入净额的平均值、最高值以及数据偏差性都比美国的要高。除了大小两个极值外,港股的其他数据都要高出美国。高的销售增长率说明香港组公司拥有获得更多外部融资的机会。

2.2多元回归结果分析表2中某些变量在不同的组间对投资额产生的相关系数的方向是一致的,有的则是背道而驰。公司内部的现金流量在其中是最为一致的,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和销售增长率只有在香港市场的数据中的相关系数发生方向的变化。可以看出,对于2个市场来说,地点的变化似乎对投资额的相关性是不一致的。在不同市场情况下,同样的变量会对同样的被解释变量有着不同的影响程度,有的变量是在3种条件下都有一致的显著性。有的变量甚至是基本没有影响,如营业收入和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从表3可以看出,现金及现金等价物是在各组的差异比较中时没有太大关系的变量,基本上是在各组的差异比较中时没有影响的变量,而现金流、营业收入、销售增长率则是分别有着不同的相关性,对融资收入分别有着不同的影响。

3结语

企业投资论文范文第5篇

尽管当前集团企业投资管理体系包含了“投资决策”、“投资实施”、“投资评价”及“投资风险控制”等内容,但由于我国大多大型集团企业具有“行政撮合”色彩,存在企业层级多,业务分布广特点。在这种审批制下投资风险认识不够、存在审批流程长,决策效率不高、投资后验收及后评价执行不到位、实施过程监管困难的问题。

1.投资风险认识不够投资项目在编制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或投资决策时,往往根据自己的主观判断或者投资产品介绍等二手资料进行,没有深入进行市场、营运、技术、法律等风险评估,风险类型分析考虑不全面,影响投资行为的其他因素却很少涉及,增加投资风险。部分投资项目,跟随政府发展政策或招商引资进行,有可能存在因为政府政策变更而出现的投资收益突变情形。

2.审批流程长,决策效率不高在审批权限的投资管理模式下,限额以上的项目决策及项目调整,均需要从项目承担单位到集团总部,层层调研、汇报,审批流程冗长,缺乏市场敏锐性及灵动性。同时,由于集团总部的投资管理人员对下属单位业务具体情况不清楚,存在项目审批单位与项目承担单位信息上不对称,需要花不少时间去沟通了解,导致决策效率不高。

3.验收及后评价工作落实不到位项目的验收是投资管理的最后一环,是检验投资完成,督促项目资料归档及权证办理的重要手段。投资后评价更是检验投资是否得当、投资管理是否有效的事后总结,是集团进行战略修订的基础。在目前投资管理模式下,项目承担单位更为重视对项目前期审批,而对投资后的项目验收和后评价缺乏积极性,导致部分项目验收和后评价工作上没有真正得到落实,投资效益也得不到保障。如,株洲所“十一五”来,实施并完工重大投资项目几十项,而完成投资项目验收及后评价的确不足十项。

4.项目实施过程监管困难由于大多数项目不直接由集团总部提出、实施,项目实施过程中,集团总部投资管理部门也往往缺乏积极有效的监管措施、信息反馈机制,使得投资管理信息易断流、投资控制链易中断,进而有导致风险失控的可能。如,企业投资活动一般引入预算管理,但实际情况是投资预算管理流于形式,项目安排时对投资的领域、方向、金额及项目运营等问题没有深入研究测算,未建立定性与定量、刚性与弹性的预算管理体系,导致项目实际执行情况与预算安排情况差异大,预算过程控制也疲于应付,甚至“救火”状况,没有达到预期目标。

二、优化集团企业投资管理的思考

在现有投资审批管理模式下,集团企业总部自上而下的探索建立一套适用现代市场经济需要的投资管理体系并进行完善是十分必要的。基于集团企业总部的战略实现管理价值考虑,个人认为可从如下方面优化集团投资管理活动。

1.制定合理的投资战略投资战略是根据企业总体发展战略要求,为实现总体发展战略而对投资活动制定的全局性谋划,是企业较长时间内投资管理活动指南。合理的投资战略,需要集团总部投资管理部门结合企业发展战略,在对包括国内外经济形势、行业状况、企业自身情况等因素进行综合考虑基础上,比较和选择投资方案或项目,制定获取最佳投资效果、切合企业实际的投资战略。合理的投资战略可以避免只考虑眼前状况和短期利益,简单满足生存与积累的项目,确保投资项目的实施是符合公司战略发展需要。

2.建立内部投资项目风险管理机制建立投资项目风险预警、识别、评估和报告机制,并根据种子期、创立期、成长期、扩张期和成熟期的分类方法将投资项目产品进行合理定位,对不同投资时期的不同投资产品全面进行风险控制点分析,制定有效的风险防范措施,最大限度的规避风险、转移风险。如,针对新产业的投资,设立专业的新产业投资委员会,进行投资项目选择,风险评估。同时,落实投资责任,建立合理的投资激励和约束机制,将项目投资责任及投资收益落实到项目具体实施单位及项目负责人,有效强化投资风险责任意识,降低投资风险。

3.优化投资项目审批流程针对不同业务板块、下属单位业务规模及投资性质,可以制定差异化的审批额度或流程。如,对于业务规模较大,且管理能力较强的单位,可以赋予较大的决策权;对于已纳入企业投资战略的项目或实施内容简单的限额以上项目,简化项目审批流程。

4.建立合理的投资评价体系合理的投资评价系统应包括投资前评估和投资后评价两部分。投资前评估主要依靠项目可行性分析研究报告,对于投资金额大,新进入的行业,应聘请专业的咨询机构进行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编制工作。集团总部在投资前评估上,需更多注重投资项目是否符合集团发展战略、集团是否有能力和资源实施该项目、如何解决项目实施中的障碍与风险,进而调配集团内外资源支持项目。投资后评价工作要全面分析总结项目实施过程的经验教训、评价项目是否实现预期确定的战略目标、财务效益目标等情况,为未来投资管理提供参考和投资战略的修正提供支持。

企业投资论文范文第6篇

(一)创业投资辛迪加与企业成长创业投资往往以辛迪加形式存在,表现为两个或更多的创业投资家共同分享投资周期,或者不同的投资家于不同的时间投资于既定的风险项目的投资行为。布兰德(Brander)等发现,如果是辛迪加投资,这种形式会很快在第一个风险投资投资后出现,70%的辛迪加投资形式是在第一个风险投资投资后的同一年引入第二家风险投资[9]。创业投资辛迪加实质就是创业投资企业之间的一种战略联盟,在这种合作关系中,创业投资企业可以分散风险,并且交换知识和资源,进而提升对创业企业的价值增值。传统金融理论认为,辛迪加是一种通过组合分散进行风险分担的方法。而资源为基础的理论则认为辛迪加是一种选择和管理投资过程中分享或者获取信息的方法。这些观点在特定情景下得到实证检验,比如:拜格雷夫(By-grave)在美国的研究发现,辛迪加具有风险分担和分享信息功能,且辛迪加与不确定性正相关;奇普林(Chiplin)等在英国的研究也发现辛迪加能够降低风险[12];布兰德(Brander)则利用1990-1997年加拿大的风险投资数据研究发现,风险投资辛迪加所投资的项目相较于单体投资活动来说,其项目的回报水平更高,即联合投资能显著增加风险项目的价值[13];而道格拉斯(Douglas)等利用1971-2003年39个国家(来自北美、南美、欧洲、亚洲)的共5038投资公司的风险投资活动数据研究发现,风险投资辛迪加对风险投资的回报水平(IRR)产生了积极性影响[14]。金融市场大多通过关系和网络,而不是通过公平竞争发现交易[15]。风险资本公司具有广泛网络,包括组合投资的公司、风险投资公司的投资者和别的风险投资公司,通过这一网络,风险资本家通过辛迪加这种形式来分享信息从而更好的管理投资,增加投资期望收益,但不增加期望收益的离散程度。在这一网络下,风险投资公司可以在不同时间重复安排辛迪加投资协议,同一家风险投资公司可能在某一辛迪加下为主要角色,但在另一辛迪加下为非主导角色。霍赫贝格(Hochberg)等发现,具有更好网络的风险投资公司,其投资也即业绩更好,所投资的公司随后也更加容易融资[15]。在辛迪加投资形式下,一个投资项目在多个风险投资家进行评估后才得以实施,更多的风险投资家参与项目选择会提高所选择项目的质量。不同的风险资本家有不同的技能和信息,某些风险资本家可能在生产组织方面具有特长,有的则在人力资本管理方面具有专长。除此之外,布兰德(Brander)等认为辛迪加投资形式能够缓解问题[13]。赖特(Wright)等认为,创业投资的辛迪加形式与其它形式的联合投资具有显著差别,风险投资并不是从事日常经营,而是扮演专业的专家监督角色[16]。坎尼艾宁(Kanniainen)等认为,风险资本家作为知情投资者,对企业具有甄别、监督和建议作用[17]。这种监督作用能够降低问题,从而有利于企业提高业绩。据此本文提出假设2:创业投资辛迪加与创业型企业的成长显著正相关。

(二)创业投资持股比例与企业成长风险投资通过在一个特定的风险投资时间段持有被投资企业一定股份从而缓解问题。创业投资持股比例对企业成长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资金支持,创业投资作为一种长期股权投资,持股比例越高说明创业投资对企业资金支持越明显;二是管理支持,创业投资往往作为创业企业的董事会成员,其持股比例越高,说明其参与企业管理的能力越强,鉴于创业投资一般都具备丰富的管理经验,因此创业投资持股比例越高,其对创业企业的管理支持越显著。勒纳(Lerner)研究发现,那些曾经获得过创业投资资金支持和帮助的企业显著地获得了更高的雇员增长率和销售增长率[18]。简森(Jensen)等从理论的观点出发,认为创业投资持有被投资企业的股份,比例越高,创业投资与被投资企业之间的关系越紧密,且监督程度越高,可缓解创业投资与被投资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现象[19]。巴里(Barry)的研究结果也显示持股比例较高的创业投资监督作用更强[20]。因此,本文提出假设3:比例创业型企业成长与创业投资持股正相关。

(三)创业投资声誉与企业成长公司的声誉能够为潜在客户传递有价值的信息,从而为高声誉的企业带来竞争优势。在缺乏可靠和充分信息的情况下,外部投资者可能依赖于与之关联的企业的声誉来识别质量。对于信息不透明的私人企业来说,质量鉴证更加依赖于声誉机制。声誉是企业的重要资产。声誉资产是建立在企业过去绩效基础上,代表企业未来绩效的信号[21-22],这种信号会塑造外部社会对企业的感知和期望[23]。对于面临大量竞争的专业金融中介,声誉显得更加重要。因此一般而言,创业资本市场中,声誉较高的风险投资公司表现出很高的信任水平和可靠性,具体表现为高声誉的创业投资家在对企业进行筛选时,往往会选择成长性较好的企业作为投资对象,另外,高声誉的创业投资机构一般具备更强的增值服务能力,会积极对企业进行管理和监督,使创业企业从根本上提升自己的竞争力,从而实现较高的企业价值。冈珀斯(mpers)等的研究发现,创业投资的声誉对被投资企业上市后的长期业绩有着显著的影响[24]。纳哈塔(Nahata)发现,高声誉的创业投资机构会花更多的吋间去监督其投资的公司[25]。埃斯彭劳博(Espenlaub)等也发现,IPO企业的长期回报与创业投资声誉正相关,知名创业投资家的声誉有利于其筛选项目,从一开始就可以筛选出潜质更高的项目[26]。阿瑟斯(Arthurs)等的实证研究发现,创业投资经验、声誉与一年期股票价格回报呈正相关关系[27]。克里希南(Krishnan)等的研究表明,创业投资机构的声誉与被投资公司上市后的长期业绩有着很强的正相关关系[28]。这些研究都充分表明了创业投资声誉对创业企业成长能力的积极作用,声誉对创业投资家来说是一项十分重要的无形资产。据此,本文提出假设4:创业投资声誉与创业型企业的成长正相关。

(四)创业投资的政府背景与企业成长在我国二元经济结构下,金融市场还不完善、资源配置效率还不高、民营企业债务融资和股权融资受到体制性歧视[29],民营企业获得融资的难度远高于国有企业[30]。中国市场化改革中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要素市场的市场化进程滞后于产品市场的市场化进程,这种滞后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政府对要素市场交易活动的干预和控制[31]。在我国转型期,政府和市场同时参与资源的分配,而金融资源大多由国有金融企业控制。高新初创企业所特有的信息高度不对称、投资收益高度不确定并且高度偏态分布以及缺乏担保价值等特征决定了创业投资的高风险特征。高风险特征决定了创业投资供给不足,政府背景企业能够充分利用资源和政策优势,降低风险带来的影响,服务于自身目标。创业投资经验研究结果显示:政府背景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获得地方政府税收优惠等方式提升企业价值[32-33]。杰恩(Jeng)选取了21个国家的样本,对影响创业投资发展的主要因素进行了实证检验,结论显示:政府背景比非政府背景的创业投资公司在面对其他因素的敏感度上要小的多[34]。勒纳(Lerner)论证了政府创业投资机构存在的必要性,尤其是在私营创业投资机构将投资集中在几个狭窄的行业的情况下,政府背景创业投资对那些具有潜力的行业进行投资,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这些行业“鉴证”的作用,从而有利于吸引其它资金进入[35]。据此,本文提出假设5:创业型企业的成长与创业投资的政府背景正相关。

二、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本文选取2011年12月31日之前在深圳创业板上市的281家创业企业为研究对象。为了扩大样本,并考虑财务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使用了这281家上市公司2007-2012年间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剔除数据异常值、数据严重不完整的样本后,共获得1369个样本观测值。样本所在行业共9个,其中制造业和信息技术业的样本数居多,分别达到897和280个,占比65.19%和20.35%。所在省份共26个,其中样本数在百个以上的省份有5个,分别为广东304个、占比22.09%,北京200个、占比14.53%,浙江与江苏各127个、占比9.23%,上海110个、占比7.99%。限于篇幅,此处略去样本的详细分布情况。本文所用的数据中,清科创业投资研究数据库和创业投资相关数据来源于上市公司招股说明书及年报;财务数据来源于巨灵金融数据库和国泰安金融数据。本文釆用Excel和Stata10.0对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

(二)变量定义1.因变量的选取和定义成长性是决定企业价值的基础因素之一,因而学术界对企业成长性的研究由来已久。不同学者对成长性指标的选取也不尽相同。根据前人的研究,成长性指标大致可以分为收入类和其他类两种。收入类指标一般包括销售额、利润、市场份额等的增长,其他类指标包括总资产增长率、净资产增长率、托宾Q、市值、市净率、就业机会等。在这些指标中销售收入增长率是最能体现企业成长性的指标,且研究应用也最为广泛,因此本文选取销售增长率作为企业成长指标。2.自变量的指标和定义(1)创业投资的参与。即创业投资是否参与公司的投资。本研究以首次公开发行公司的招股说明书中披露的股东名录,或者该公司前十大股东名录里,将存在创业投资机构的公司定义为有创业投资支持的上市公司,并使该变量值为“1”,无创业投资介入的则为“0”。(2)创业投资辛迪加。根据勒纳(Lerner)的定义,当同一投资项目中存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创业投资机构时,就认定该次投资行为为创业投资辛迪加[36]。本文选取创业投资辛迪加的规模作为衡量指标,即同时参与投资创业投资机构的个数。(3)持股比例。本文在实证检验中采用所有权指标,即创业投资机构持股数占公司的总股本数的比例。(4)创业投资声誉。目前国内外学者对于创业投资机构声誉的衡量方法各不相同,本文借鉴冈珀斯(mpers)在研究中运用的创业投资机构的从业时间来代表创业投资的声誉[24]。成立时间早的创业投资公司拥有的合作伙伴较多,资金也比较充裕,由投资者、创业投资公司以及所投资的组合公司组成的网络更加完善。成立时间长的创业投资公司,投资项目比较多,成功退出的项目也可能较多,具有丰富的从业经验,突出的投资绩效在社会上的宣传效应较高,往往能够提高公司知名度。因此,创业投资机构成立越早,从业时间越长,相应赢得的声誉就越高。本文对创业投资声誉这一变量定义为:从创业投资机构成立开始至样本公司上市为止的年数加1取对数。(5)政府背景。创业投资机构是否具有政府背景,主要根据创业投资机构公开披露的信息,若该机构为国有控股,则说明其有政府背景,否则为非政府背景。采用虚拟变量,“1”代表有政府背景,“0”代表无政府背景。3.控制变量的选取和定义除了创业投资机构的特征变量之外,所投资企业的特征,如资产周转率、资产负债率、资产规模、成立年限等都会影响企业的成长能力,因此,本文在回归模型中引入这些变量作为控制变量。(1)企业规模。其对于企业成长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尽管在许多行业中,规模经济对于上市公司的快速成长具有很大的推动作用,规模大的企业也有比较丰富的资源从事创新活动,有利于企业成长。但是,当企业的规模变得越来越大时,管理和协调就会变得日益困难。对中小企业来说,规模经济边际效应比较突出,企业创新动力比较强。本文用总资产的对数表示公司规模。(2)资产负债率。高成长的企业由于需要更多的资金来购买设备、扩大生产、进行技术革新等等,所以负债率比低成长的企业要高,但是这类企业同时也需要按期偿还本金利息,不能投资一些现值为负的项目,这样又可能影响其长远的发展。因此,资产负债率对企业成长的影响结果不确定。(3)企业年龄。企业发展具有一定的生命周期。处于起步期的企业,由于受到资金和管理经验的约束,且面临激烈的市场竞争,其销售额增长比较缓慢;处于发展期的企业,发展速度一般很快,销售额一般高速增长;处于成熟期的企业,销售额一般比较稳定,增长率很低。因此,企业的年龄对企业成长影响深远。(4)行业。行业的成长潜力和成长状况会对企业的成长具有深刻影响,因此,本文对涉及的9个行业设置虚拟变量进行控制。(5)年份。每一年份的经济情况都会直接影响企业成长状况,因此,本文将样本期的6个年份设置为虚拟变量进行控制。(6)地区。地区的发展水平和企业成长有密切关系,因此,本文对26个省份设为虚拟变量进行控制。

三、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2所示,1369个样本观察值的销售收入增长率平均为34.7%,最大值是221.8%,最小值是26.9%,说明创业板上市公司的成长性指标表现优异。创业投资机构的参与的均值为54.7%,说明创业板上市公司中有超过一半的企业受到创业投资的参与。创业投资辛迪加的均值是1.118,超过1,说明创业投资辛迪加是一种很普遍的投资行为;最大值为6,说明最多有6家企业同时投资同一家创业板公司。创业投资的持股比例均值是5.7%,最大值是28.1%,说明作为机构投资者,创业投资对公司的持股水平不是很高,因而创业投资只是参与公司管理,并不能起到主导作用。创业投资的声誉采取创业投资的从业年限作为衡量标准,其中最短的不到1年,而最长的已达46年,可见不同机构之间经验差距比较大。政府背景指标中,均值是0.276,说明具备政府背景的创业投资机构较少,可见我国创业投资这一领域的市场化程度比较高。在控制变量中,企业的总资产自然对数最大值、最小值、均值相差很小,说明创业板公司的资产普遍较小;而资产负债率中均值为28.3%,也相对较低,说明创业板公司的不确定性高并且可抵押资产较少;企业年龄指标中,平均年龄为10.33年,说明创业板的企业相对都比较年轻。

(二)相关性分析各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Pearson相关系数显示,除创业投资的持股比例(Vc_share)外,其他各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都与被解释变量企业销售收入增长率(Growth)显著相关。其中创业投资参与(Vc_in)与企业销售收入增长率(Growth)在10%水平上正相关,而创业投资辛迪加(Vc_num)、创业投资声誉(Vc_reputation)以及政府背景(Vc_back-ground)都与企业销售收入增长率(Growth)在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此外,其他变量的相关系数都小于0.8,表明本文的研究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总体而言,相关性分析表明,数据结果基本验证一致。

(三)多元线性回归上文的相关性分析中,除去创业投资持股比例(Vc_share)与企业销售收入增长率(Growth),其他实证结果都与预期假设基本一致。为了进一步分析创业投资机构的参与与创业板上市公司成长能力之间的关系,本文通过多元线性回归方法具体分析创业投资机构不同的特征对被投资公司成长能力的影响。可能是因为受前几年行业不景气的影响,国际创业投资呈现出阶段后移的特点,我国创业投资也不例外,为了保证投资收益,创业投资机构对处于发展中后期的投资项目以及Pre-IPO企业进行投资,这可能会导致对创业企业上市前的增值服务不足,进而可能导致创业投资参与对创业企业成长能力的作用不显著。表4为创业投资各特征变量对企业销售收入增长率的回归结果。总体上看,F值都在7.5以上(在1%统计水平上显著),五个模型设置合理。五个模型的调整后拟合系数(AdjustR2)都大于16.7%,因此五个模型均有比较强的解释力。具体来看,模型1中创业投资参与(Vc_in)与企业销售收入增长率(Growth)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即创业投资机构对创业型企业进行投资,并不能显著提升企业成长性,假设1未得到验证。模型2中,创业投资辛迪加(Vc_num)与企业销售收入增长率(Growth)在5%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说明联合投资可以显著促进企业成长,假设2得到了验证。模型3中,创业投资持股比例(Vc_share)与企业销售收入增长率(Growth)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与相关性检验结果一致,假设3未得到验证。出现这种结果的原因可能是存在“逐名动机”[37]。为了尽快获得投资收益,尤其是对那些较年轻的创业投资机构来说,获得成功案例的需求格外突出,这可能导致一种急功近利的倾向。在这种倾向的影响下,创业投资机构相对持股比例越大,所拥有的控制权和决策权越大,其“逐名动机”越能得以实施,即可能会过度追求短期绩效而催促企业过早上市,甚至不惜造假上市,从而对企业上市后的发展与成长带来不利影响。模型4中,创业投资的声誉(Vc_reputation)与企业成长在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即创业投资机构的声誉越高,其所投资企业的成长性越好,因此假设4得到验证。模型5中,企业的政治背景(Vc_background)与企业成长在5%水平上显著正相关,即有政府背景的创业投资机构所投资的企业的成长性较好,假设5得到验证。

四、结论与建议

企业投资论文范文第7篇

随着社会市场经济的发展,企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单靠传统的融资渠道及自身资本的积累是难以满足企业发展过程中实际的资金需求的,这就需要企业在现有基础上,积极拓宽自身的融资渠道。企业可以通过发行债券、土地置换、存量资产出让、股权出让等渠道进行资金的筹措,也可以应用自身的法人财产权在资本市场上实施直接融资,在企业资本运作的过程中,可以应用专业化发展与多元化发展相结合的发展模式,以便于有效的降低企业的投资风险,对于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提升具有积极的作用。

二、建立健全的企业资本运营决策机制

在企业的资本运营过程中,必须要对投资决策的管理责任与管理权限予以明确,以便于形成快捷、良好、有效的决策机制,这就需要建立其健全的资本运营决策机制。首先建立起完善的企业资本运营决策的分权模式,对决策权限予以明确划分,对于国有控股公司的决策权及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的决策权,应当将其仅限于当企业资本运营所涉及资产所有权在不同性质主体之间重组或者变更时做出的明确选择。另一方面,需要对企业资产决策的责任予以明确,以便于构建良好的资本运营决策风险约束机制,国有控股资产运营决策及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的首要任务是促进国有资产的价值保值,并要积极提升资本的生产配置效率,积极降低资本的运营风险。

三、建立起企业资本运营的联动机制

企业资本运营过程中最为根本的目标就是为了扩大主营业务及主导产品的规模,以便于企业商品的生产经营能够达到一定的经济规模,所以企业资本的运营对于企业非经营生产的剥离及资本质量的提升具有积极的作用,能够将商品经营成果转换成为资本经营成果,对于商品经营效率及资本运营效率的提升具有积极的作用。资本运营应该尽量的减少无关联合企业的兼并,在有关联的企业之间开展,在合理的市场结构下形成良好的企业竞争状态,将资本的运营与商品生产经营的实际密切结合,防止在资本的运营过程中出现一哄而上的现象,对资本运营轨道予以合理的规划。

四、建立完善的投资约束机制

在企业资本运营管理与投资决策的过程中,不仅要加大投资结构的调整与融资渠道的拓宽工作,还需要建立起完善的投资约束机制,以便于对投资运营与投资决策中的一些行为予以约束,对于降低资本运营风险具有积极地作用,主要表现为:(1)建立起完善的投资运营可行性论证责任制,可行性论证的工作质量与投资决策的正确性具有直接的联系,并且会影响到整个投资项目的风险性与效益性,在实际的可行性论证工作开展过程中,通常采取单元论证与联合论证相结合的方式,投资建议通常由投资管理部门或者是业务部门提出,经过投资建议部门的单元初步论证之后,报送企业管委会实施申请立项,经过企管委审核同意之后,批准立项,然后由投资管理部门组织联合论证,联合论证部门主要有基建部门、财务部门、业务部门等共同组成,对于一些特殊的项目还需要邀请资源部门、财政部门、金融部门参与论证工作中,以便于提升可行性方案的科学性(;2)建立完善的投资运营约束机制,就需要建立起完善的投资决策责任制,在对投资目标及投资主体予以明确之后,落实各个投资决策环节的岗位责任制,并要积极强化资本的审查监督力度,降低由于投资运营不善所导致的资不抵债的风险,保证企业的良好发展。

五、结束语

企业投资论文范文第8篇

(一)变量选取与模型构建1.解释变量董理、茅宁(2013)在度量剩余举债能力时用企业自身的资产负债率代替间接度量,本文也采用上述方法,将全部样本企业的资产负债率进行排序,取出中位值,将样本企业资产负债率高于中位值的企业界定为剩余举债能力较低,设置虚拟变量为“0”;反之,界定为剩余举债能力较高,设置虚拟变量为“1”。2.被解释变量对于被解释变量,利用投资对投资机会的敏感性来衡量投资水平,本文实证分析首先考虑企业投资的静态模型。由于加速模型要涉及个体固定效应,还涉及不易量化的投资机会,在我国市场经济不完善的情况下,其实无法准确衡量这些因素的大小;同时又由于企业投资水平可能存在投资惯性,即所谓投资“滞后效应”,因此在静态模型的基础上构造如下动态扩展计量模型。根据上述所提出的假设,研究剩余举债能力与企业投资水平关系的具体模型如下所示。

(二)样本选取本文样本选自2009年至2013年沪深两地的上市公司,因为有的变量使用不同年份的数据,所以最后整理下来只是相当于三年的数据。在筛选样本时,遵以下原则:(1)剔除金融、保险类公司,因为此类企业的财务要求及会计政策不同于一般工业企业,所以这些企业不具有代表性;(2)将ST、PT等非正常上市企业删除,因为这类企业连续两年亏损,财务数据异常,不适宜进行正常财务研究;(3)剔除上市时间不足两年的公司,即2009年以后上市的公司;(4)将企业资产负债率大于1的公司删除,避免因企业资不抵债,不适宜进行正常财务研究。经过筛选,本文最终选取了1118家上市公司的3354条数据,所有的数据均来自于国泰安金融数据库和锐思金融数据库。统计与分析软件采用Excel和SPSS19.0。

二、实证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表2为描述性统计。由表2各个变量的均值和标准差可以看出,除了企业规模(C4)样本量间的差异较小外(标准差接近于1),其余变量间的数据差异较大,说明每个企业的投资行为都存在较大的差异,而且每个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因素也存在差异。换言之,影响企业投资水平的因素较多,且各个变量之间的关系也很复杂。从表2中还可以发现上述公司的投资支出(Y)的值相对较小,数量级比其他解释变量要低,所以可以预知在下面的回归结果中,解释变量前面的回归系数较小。针对这样的情况以前的学者都会对变量取自然对数等方式,以减少解释变量较大带来的影响,但笔者认为没有必要这么做,因为所要证明的是剩余举债能力对企业的投资水平有相应的提升作用,只要解释变量前的系数为正,就足以说明它们之间存在正相关。

(二)相关性分析为了避免X*S变量与S变量、X变量产生强烈的共线性问题,对S变量和X变量进行先中心化再乘积化处理。通过观察表2,可以发现Y与X*S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表明样本公司的投资支出与企业剩余举债能力存在相关性。无论是在Pearson相关系数还是在Spearman相关系数中,Y与C1、C3、C4、C5、X等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相关,说明此次选取的样本各个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已经满足要求,具备了做线性回归的条件(如表3)。

(三)回归分析表4为主效应回归结果及调节变量回归结果。1.主效应回归分析检验主效应:剩余举债能力与企业投资水平的关系(即H1)。根据表4的结果来看,整个回归方程的拟合优度仅有0.169,整体的拟合度并不理想,但因上市公司的投资决策分散并且选取的样本数据离散程度较大,会对回归结果造成影响。从回归结果来看控制变量C1(经营现金流)、C2(现金持有水平)、C3(权益融资水平)显著性较高,而C4(企业规模)、C5(企业年限)作为常见的控制变量有其存在的必要性。C1和C2共同反映的是企业的现金柔性,C3反映的是企业的权益柔性,从他们的回归系数来看企业的投资水平(Y)与C1呈正相关,与C2呈负相关,这说明上市公司的投资行为与企业日常经营产生的现金流密切相关。C3与企业的投资水平(Y)呈正相关,说明上市公司在选择投资活动时大多会借助企业的外部融资。在回归方程中S变量(投资机会)与企业的投资水平呈负相关,说明上市公司不太注重投资机会对企业投资的影响,有可能存在盲目投资的情况,具体的情况还需做进一步验证。X*S变量(剩余举债能力*营业收入增长率)前面的系数表明剩余举债能力对企业投资水平的影响,从回归结果来看系数为0.032,且t值为2.359,这间接地说明剩余举债能力对企业投资水平产生正向的提升作用。前文也提到了由于企业投资决策分散和样本数据离散程度较大,一旦相关显著,那么投资水平与剩余举债能力间存在相关性的可能性就越大,所以表4的结果可以清楚地表明企业的投资行为与剩余举债能力正相关,即验证了H1:剩余举债能力与企业的投资水平呈正相关。2.融资约束调节作用对于融资约束变量的衡量,本文选取企业的类型(是否为国企)、企业的规模、企业的成立年限这三个指标来衡量。(1)企业的类型。从表4来看国企到民企X*S变量(剩余举债能力*营业收入增长率)前面的系数由0.005变成了0.037,t值由0.397增加到1.671,显著性明显提高。说明在国有企业中剩余举债能力与企业投资水平间存在弱正相关的关系,而在民企中剩余举债能力与企业投资水平呈显著正相关的关系。可能是因国企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要更多地承担一些政策性的投资(政策负担),政府从信贷、补贴、财税等各方面给予帮助,它们面临的融资约束较小,在投资时考虑预期的收益与成本等相关因素相对较少;而民企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企业的大多数投融资活动都在竞争性市场中进行,受到的融资约束限制条件较多,所以企业的剩余举债能力对企业的投资活动影响较大。(2)企业的成立年限。从表4的回归结果比较来看X*S变量(剩余举债能力*营业收入增长率)前面的系数由成熟企业的0.011增加到年轻企业的0.037,t值由0.630增加到1.684,显著性明显增加,这间接说明了融资约束的调节作用。剩余举债能力对于成熟企业的投资水平影响不大或者不显著,但是对于年轻成长型企业来说却可以显著提升其投资水平。原因在于成熟型企业内部控制制度相对完善,在缺少机会或机会不明显的情况下作出冲动投资的可能性小;另一方面成熟企业在一行业中面临的投资机会在减少,而成长型或年轻企业在一个不成熟不完善的领域,市场与企业之间都有突破的可能,投资机会多,剩余举债能力对于这类企业就是一个“战术储备基金”,一旦机会出现,成长型企业会迅速利用这个财务柔性抢占机会,因此印证了前文的数据分析。(3)企业的规模。从表4的回归结果看大规模企业C1、C2、C3变量的显著性较主效应而言明显下降,而小规模企业的显著性没有较大变化,说明大规模企业在进行投资决策时并不主要考虑现金柔性与权益柔性。它们由于受到的融资约束小,剩余举债能力手段多样,战略储备丰富,在投资时更多考虑的是企业的长远规划和竞争策略;而小规模企业的投资行为受经营现金流与外部融资的影响较大,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信号传递不完备,小规模企业面临巨大的融资压力,剩余举债能力与自己的规模正相关,近年来大量中小企业破产,实体企业不断“空心化”,“食利型”或“虚拟化”企业大量产生,印证了这一点。但是比较X*S变量,小规模企业的系数比大规模企业要小,这点与假设相悖,这可能是模型本身或样本选取存在一些缺陷,将在稳健性检验中进一步验证。综合上面三组关于融资约束的回归结果,可以验证本文的H2、H2a、H2b成立。3.风险水平调节作用企业的风险水平测定一般用企业的贝塔系数(茁)值代替。这里对于贝塔系数的处理方式与剩余举债能力变量的处理方式一样,采用取中位值的方法,低于样本中位值的认为低风险;反之,则认为高风险。由表4可知,在风险水平较高的企业中企业的投资行为与企业的自由现金流密切相关,包括企业经营活动创造的和外部融资取得的;而在风险水平较低的企业中这些变量不再那么显著,说明企业在拥有足够的现金流时才会进行风险投资。这一方面可能跟企业领导的风险偏好、企业在市场中的地位相关,另一方面则由于处于风险比较高的行业为了进行企业投资必然要更多地增强财务柔性特别是剩余举债能力以降低风险。因此从上面的回归结果比较来看,在显著性水平不变的情况下,X*S变量(剩余举债能力*营业收入增长率)前面的系数由-0.005增加到0.066,即由负相关变为正相关,并且显著性明显增强(t值由-0.239增加到3.732),这很明显地表明企业的风险水平影响剩余举债能力对企业投资水平的提升作用。在低风险水平下,剩余举债能力能够拉升企业的投资水平;而在高风险水平下,这样的提升作用不明显甚至还会产生负作用。这一点正好验证了H3。(四)稳健性检验本文在选取变量的时候考虑了变量的相似性,这样可以用来检验模型设置的合理性,下面用托宾Q值代替营业收入增长率。从表5的回归结果来看X*Q变量(剩余举债能力*托宾Q值)前面的系数为0.003,并且显著性水平也未发生明显变化,这说明剩余举债能力与企业的投资水平间呈正相关的关系。这里需要特别关注企业的规模这一融资约束检验的回归情况,X*Q前面的系数由0.001变为0.015,并且显著性明显增加,这说明假设2是成立的。

三、研究结论与建议

(一)研究结论通过对上市公司近几年的数据分析,结合上文所做动态回归分析,可以得出研究结论:(1)当不考虑其他因素时剩余举债能力与企业的投资水平呈正相关的关系。(2)当考虑外部融资约束时,融资约束越大,剩余举债能力与企业的投资水平呈正相关的关系;融资约束越小,剩余举债能力与企业的投资水平呈负相关或不相关。(3)当考虑企业自身的风险水平时,风险水平越小,剩余举债能力与企业的投资水平呈正相关的关系;风险水平越大,剩余举债能力与企业的投资水平呈负相关或不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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